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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岁赵朴初还乡,在陈独秀墓碑前伫立轻叹:少了

时间:2026-06-03 09:42来源:未知 作者:狼孩 点击:
1990年9月的安庆北郊,山风已经开始带着凉意,83岁的赵朴初拄着手杖,踩着杂草间一条窄窄的小路往坡上走。 随行的当地干部以为这位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只是礼节性


1990年9月的安庆北郊,山风已经开始带着凉意,83岁的赵朴初拄着手杖,踩着杂草间一条窄窄的小路往坡上走。 随行的当地干部以为这位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只是礼节性地"看看",毕竟行程表里原本没有这一站——是赵朴初自己坚持加上的。


他走到那块碑前,停下来。


碑是黑色的,碑面上就五个字:"陈独秀之墓",旁边是生卒年月,再无其他。 安徽省书画院的张建中题的字,1983年第四次修葺完工后立的,算起来在这山头上已经站了七年。


赵朴初在碑前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,直起身,盯着那行字看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然后他轻轻摇了一下头,声音不大,但说得非常清楚,在场的人都听见了——


"没有'同志',也应该有'先生'二字。 "


没有人接话。 那种寂静不是因为不懂,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听懂了。


你说这五个字有什么问题? "陈独秀之墓",姓名对得上,墓也没有被盗没有被毁,政府拨款修了围墙、立了"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"的牌子,比起几十年前那座连名字都不敢刻的荒冢,已经是天壤之别。 但赵朴初看到的问题不在"有没有修",而在"怎么称呼"——一块墓碑上只剩一个赤裸裸的姓名,没有任何称谓,没有任何修饰,干净到近乎在刻意撇清关系。 它像一个人在提到另一个人时,故意把所有可能的语气词全部咽回去,只把身份证上的名字念出来。


问题从来不在于字写得不好,而在于"只写名字"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


而要搞清楚这五个字为什么"干净"成这样,你得把时间往回拨将近五十年,去看这座墓每一次换碑、每一次改名、每一次悄悄抹掉又悄悄恢复的过程——那不是一块石头的事,那是这个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跟自己的记忆掰一次手腕。


第一块碑,1942年到1943年,刻的是"独秀陈先生之墓"。


陈独秀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,穷。 穷到什么程度? 连副像样的棺材都置办不了,是江津当地名士邓蟾秋、邓燮康叔侄出钱买的楠木棺材,在北门外鼎山山麓康庄找了块地安葬。 碑文由陈独秀挚友葛温仲之子葛康俞(一说葛康俞书丹,亦有记为葛俞康篆刻)书写,写的是"独秀陈先生之墓"——注意,这里的"先生"是民间自发的,是朋友和当地乡绅给的,跟他后来的任何政治身份无关,就是一个读书人对另一个读书人的称呼。 活着的时候天翻地覆,死了,邻居和后辈用一块碑把他当一个值得敬重的文人送走。


但这个碑埋在江津,不是归宿。 陈独秀生前留话要回安庆。


第二块碑,1947年,刻的是"先考陈公乾生之墓"——连名字都藏起来了。


1947年6月,三儿子陈松年雇船把灵柩从江津运回安庆,与母亲高晓岚合葬在北郊叶家冲(即后来的十里铺乡林业村)。 陈松年后来在口述里说得很直白:我不敢在灵柩上刻"陈独秀"三个字,怕在迁运途中引起麻烦,只好刻上先父科考用的名字"陈乾生"。


"陈乾生"这三个字,就是陈独秀二十多岁考秀才时用的名字。 用这个名字立碑,等于主动把一个20世纪最响亮的名字压成一户普通人家祖坟里的一块私碑。 陈松年不是不知道父亲是谁,他是在用最小的身份,替父亲换最大的安全。 那年头的安庆,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无处不在,一个"共党首领"的坟头上如果光明正大刻着本名,招来的不会是鲜花。


所以这座坟就这么隐没在荒草里了。 没有标识,没有台阶,没有护栏。 陈家后人要去祭扫,得靠当年抬过棺的老人凭记忆指路,在一片荒丘里辨认哪座土包是自己家的。


一座荒冢,躺着一个改变了中国思想版图的人。 这件事本身的荒诞感,不需要任何评论,它就在那里。


第三块碑,1979年到1980年,刻的是"陈公仲甫字独秀、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"。


转机来自1979年——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。 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蓝天专门致电安庆市委,大意是:今年这个节点,市委可以不出面,但市政府可以拨点款,让家属出面把墓修缮一下。 这笔款子是200元,陈家请了几位农民挑土把坟堆垫高,在原碑已不存的情况下重立了一块碑。


陈松年的女儿陈长璞拟的碑文,陈松年亲自审阅。 "陈公仲甫字独秀、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"——看这个写法就能感受到那种"往前走了一步、但还踩着碎步"的气息:敢写"独秀"了,敢写"仲甫"了,但用的是传统的家族合葬体例,以"四子(延年、乔年、松年、鹤年)"名义立碑,依旧小心翼翼地绕开了所有公共身份和历史评价的措辞。


你可以说它保守,但你站在1980年那个时间点看——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刚开了一年多,很多东西不是不想动,是不知道动了之后边界在哪里。 陈松年吃过一辈子的苦,他不打算再用家人的安危去试那条线。


第四块碑,1981年到1983年,刻的就是赵朴初眼前那五个字——"陈独秀之墓"。


这一步的推力来自一封写给邓小平的信。 陈长璞和一位陈家后人联名上书,其中一项诉求就是墓地保护问题。 邓小平的批示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到安徽省,批语的核心意思是:陈独秀墓可以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,请安徽省考虑从地方财政拨款重修,并望报中央。


安庆市政府先后拨款两万元修葺。 这一次,墓身砌了水泥,但——陈松年提出了一个请求:坟顶不要封。 他的理由是,"过去有句话叫盖棺定论,我父亲到现在还没有盖棺定论,这次修墓就不要封顶了吧。 "市文化局采纳了这个意见,坟顶依旧留着黄土朝天。


而碑文,最终定的是"陈独秀之墓"五个字,由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的张建中题写(亦有资料记为张建生),背面只有生卒年月"一八七九—一九四二",没有一句话的介绍,没有半个字的称谓。


1983年修葺完工后,墓地竖起了"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"的标志牌。 名字回来了,人却还是"无名氏"——不是法律上无名,是社会评价意义上的无名:这块碑愿意承认你叫陈独秀,但它不愿意表态你是什么。


这就是赵朴初1990年秋天站在碑前看到的那个"干净得近乎冷淡"的格局。


而赵朴初那句话之所以重,恰恰是因为他选择的是一个最小单位的称呼来破局。 "先生"不是"同志",不涉及组织定性;不是"同志"就不触碰那些还在拉扯的官方结论;但它又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——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,"先生"是对一个人"你做过学问、教过人、开启过风气"的最低限度承认。 赵朴初不说"应该平反",不说"应该恢复职务",他就咬住这两个字:你至少得承认这是个读书人、是个老师吧?


他不是在替陈独秀争名分,他是在问在场所有人一个极其朴素的问题:如果一个人办了一份杂志唤醒了一代人,建了一个党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走向,结果死后近五十年,连一块墓碑都不肯给他一个文化上的基本尊称——那我们保护的到底是"文物",还是只是一具需要不被风吹散的尸骨?


赵朴初离开安庆后,没有就此写报告,没有动用高层关系去"打招呼"。 但他的确记着这件事。 1995年4月,他因病住院,友人来看他,说起刚从安庆凭吊陈独秀墓回来——墓前有一个花圈,缎带上写着"浩气长存",但没有署名。 赵朴初听了,提起陈独秀在狱中写过一联:"行无愧怍心常坦,身处艰难气若虹",然后他提笔写了一首相关诗作,在注释里写了一句:"余五年前返回故乡,访陈独秀墓,墓碑姓名下无'同志'或'先生'之称。 "


他把这个遗憾变成了一行小字,留在纸上。


而这个遗憾的消解,比你想象的慢得多,但也比你想象的扎实得多。


1994年,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第一次将陈独秀作为党内人物收录进册,这个动作的信号意义远大于一本书的厚度——它意味着至少在史学编纂的正式层级上,"陈独秀是不是我们自己人"这个问题,已经不需要再用回避来回答了。


同年,国家文物局审定将陈独秀墓纳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序列。


1998年,安徽省政府正式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曾庆红、李铁映均有相关批示流转。


然后就是第五次——也是彻底改变面貌的那一次。


第五块碑,1999年到2001年,刻的是"陈独秀先生之墓"。


1999年,国家文物局拨款85万元,安庆市政府配套50万元,加起来130多万元,对墓园进行大规模整修。 墓地由占地200平方米扩至1058平方米,修了两层墓台,建了台阶和护栏。 陈长璞当时兼任陈独秀墓园修缮管理处主任,碑文写什么、谁题字,成了绕不开的最后一关。


陈长璞后来回忆,当时有两种声音很响:一种主张请赵朴初题字——他是安庆人,书法功底深,资历够重,声望够高;另一种主张从陈独秀本人的手稿信札里集字,用他自己的字写他自己的碑,听起来别有深意。


陈长璞把这两种方案都否了,理由说得很硬也很通透。 第一,赵朴初人品艺品都是一流的,但他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,让佛教领袖给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题写墓碑,怎么看都有一种说不清的错位感,不是对错问题,是分寸问题。 第二,集墓主本人的字来写墓碑,翻遍中国历代碑刻传统,没有这个先例,不能因为特殊就随便开这个头。


那写什么? 谁写?


最后的方案是陈长璞请示时任安庆市委书记陈履祥后共同敲定的:集唐代欧阳询的楷书字,碑文定为"陈独秀先生之墓"七个字。 欧阳询的字刚劲、端肃、锋芒内敛而不柔媚,刻在黑色花岗岩上,气象确实压得住。


而"先生"二字,就是顺着赵朴初当年那句话的逻辑,终于从"一个老人的私下感叹"变成了"一方公共碑石的正式铭文"。


2001年前后,修葺一新的陈独秀墓园揭碑开放。 此后又经历2004年至2007年新一轮扩建,全市党员和群众捐款筹资一千余万,建起了今天你去安庆能看到的独秀园规模,立起了陈独秀铜像,修了牌坊、甬道、纪念广场,墓区本身反而退到了整个园区最深最安静的位置。


赵朴初没有看到这一天。 他2000年5月21日在北京逝世,距新碑落成差了不到一年。


1979年那块200元垒起来的土坟,到2007年这座占地数十亩的纪念园,中间隔了五次换碑、两代人奔走、一封送到邓小平桌上的信、一个老人站在秋风里的一句嘟囔,以及无数个"再等等看"的年头。


如果非要说这座墓碑的碑文变迁能说明什么——它什么都不需要"说明"。 它就在那里,七个字,一笔一画,清清楚楚,写在一个从"陈乾生"到"陈独秀之墓"再到"陈独秀先生之墓"的轨迹里,那个轨迹本身就是全部的答案。

(责任编辑:adm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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